先看重點
- 相近年齡的男性,較晚年代的群體平均睪固酮較低。研究看到的下降,已經出現在年輕成年期。
- 作者把分析範圍縮到較晚出生的人群時,跨出生年份的下降線更陡,因此提出「跨世代下降可能加速」。
- 這項研究讓我們重新注意男性所處的年代與環境;睡眠、活動與代謝,是接下來需要追查的原因。
先說結果:現在的三十歲,和以前相比有什麼不同?
相近年齡的男性,較晚年代的平均睪固酮較低。這是這篇研究首先要讓我們看見的結果。[1]
平常說「睪固酮會隨年齡下降」,想的是一個人從三十歲走到五十歲。這篇研究多問了一個問題:如果年齡相近,只是生活在不同年代,男性荷爾蒙是否也有差別?
Negri 等人整理了 345 項研究、169,493 名健康成年男性的資料,研究發表年代從 1963 年延伸到 2025 年。把資料依年齡分組後,較晚年代的年輕男性群體,總睪固酮平均值仍呈下降趨勢。[1]
所以,當我們問「現在的三十歲,和父親或祖父三十歲時一樣嗎」,研究提供的訊息是:即使站在相近的年齡,男性的荷爾蒙水平也可能已經有了世代差距。[1]
差多少?把同年齡層的跨年代趨勢攤開來看
研究以各研究的平均年齡分組,用統計模型估計:當研究年代往後推,該年齡層的總睪固酮平均值如何改變。結果如下:[1]
| 研究平均年齡分組 | 年代每往後一年,模型估計的總睪固酮變化 |
|---|---|
| 低於 30 歲 | 平均低約 3.55 ng/dL |
| 30–40 歲 | 平均低約 2.95 ng/dL |
| 40 歲以上 | 平均低約 0.72 ng/dL;此組下降未達統計顯著 |
| 臨床尺度對照 EAU 2026 指引 | 總睪固酮判讀門檻:約 350 ng/dL[6] |
| 研究列是年代每往後一年的平均下降量;EAU 列是晚發性性腺功能低下的濃度判讀門檻。 | |
以最接近本文問題的 30–40 歲組為例,可以用相隔四十年的兩群男性來理解:依每年約低 2.95 ng/dL 的斜率換算,較晚年代那一群的平均值,模型估計約低 120 ng/dL。[1]
這是把整段研究的跨年代趨勢換成一個四十年的例子,說明相近年齡群體的差距。它不是追蹤一位男性四十年的實測結果,也不是只比較恰好三十歲的人。
更值得注意的是,跨年代下降在年輕組也看得到,而且斜率的點估計較陡。也就是說,這個人口層級的變化,已經出現在男性還年輕的時候。[1]
第二個結果:較晚出生的人群,下降趨勢更陡
作者接著分析出生年份,想知道跨世代下降是否一直維持相同的速度。原文圖 2 的橫軸是「出生年份」,縱軸是「總睪固酮」。研究分別納入較長的出生年份範圍,再把資料限制到較晚出生的人群,估計各條下降線。[1]
| 納入的出生年份範圍 | 出生年份每往後一年,模型估計的總睪固酮變化 |
|---|---|
| 1903 年起的資料 | 平均低約 2.49 ng/dL |
| 1925 年起的資料 | 平均低約 2.66 ng/dL |
| 1950 年起的資料 | 平均低約 3.16 ng/dL |
| 1975 年起的資料 | 平均低約 3.73 ng/dL;這個估計的不確定性很大 |
| 臨床尺度對照 EAU 2026 指引 | 總睪固酮判讀門檻:約 350 ng/dL[6] |
| 上列是每出生年份往後一年的平均下降量;350 ng/dL 是晚發性性腺功能低下的濃度門檻。個人判讀仍需結合症狀與重複檢測,這個切點也不等於檢驗單的完整正常範圍。 | |
這些範圍彼此重疊,是逐步把較早出生的資料移出分析,觀察較晚出生人群的趨勢。從約低 2.49 到約低 3.73,下降線變得更陡,這就是作者提出「跨世代下降可能加速」的依據。[1]
1975 年起的估計,信賴區間很寬,而且包含零,因此加速的程度仍不確定。若要回答「現在三十歲的男性,從三十歲到五十歲,會不會比上一代下降得更快」,還需要追蹤不同世代的個人變化;本研究呈現的是跨世代群體趨勢。[1]
為什麼不能只用老化或變胖解釋?
第一個結果告訴我們:相近年齡男性的平均值,也會隨年代改變。第二個結果則提醒我們:跨出生年份的下降趨勢,可能也在改變。這讓「男性荷爾蒙下降」多了生活年代與世代背景的意義。
即使在體型較瘦的男性族群中,男性荷爾蒙(睪固酮)也呈現跨年代下降的趨勢。這裡的體型分組,是指研究族群的平均身體質量指數(body mass index, BMI)低於 25。BMI 是用身高與體重計算的體型指標。[1]
研究也把年齡、體型、地區與檢驗方法等因素放入分析,進一步研究男性荷爾蒙隨年代改變的情形。[1]
這些結果促使作者繼續追問:除了老化與肥胖,還有哪些共同因素在影響男性荷爾蒙?飲食、久坐、睡眠障礙,以及可能干擾內分泌的環境化學物質,都是原文討論的方向。[1]
現代生活改變了什麼?從久坐、飲食到睡眠
要理解不同世代的男性荷爾蒙差異,也得看看他們每天過的是什麼生活。相較於需要較多走動與體力勞動的工作,辦公室工作讓許多人長時間坐在螢幕前;下班後,又可能繼續坐著看電視或滑手機。美國數十年的職業資料,也記錄到工作所需身體活動量逐漸減少的變化。[7]
白天坐得更多、動得更少,晚上的睡眠也值得一起看。一項納入 18 項隨機試驗、1,214 名睡眠障礙成人的分析發現,運動介入能改善睡眠效率、減少入睡後的清醒時間,並增加較深的慢波睡眠。[3]
飲食也在改變。部分包裝零食、含糖飲料與工業配方即食產品,屬於超加工食品。美國成人的飲食調查顯示,2001 至 2018 年間,超加工食品占每日攝取熱量的比例持續增加。[8]
超加工食品吃得更多,與全身發炎程度較高有關。一項分析 2,018 名成人的研究發現,超加工食品攝取越多,血液中用來反映全身發炎程度的高敏感度 C 反應蛋白,平均也越高;考量 BMI 後,部分關聯仍然存在。這讓慢性低度發炎,也成為研究現代生活與男性荷爾蒙時需要納入的背景。[9]
睡眠干擾若更早開始,荷爾蒙調控也可能更早受到影響
攝護腺肥大相關的夜尿,會讓人半夜反覆起床;睡眠呼吸中止,則會從夜間呼吸問題打斷睡眠。如果這些問題在更年輕的時候就出現,睡眠受到干擾的時間,也會跟著往前移。再加上久坐、活動不足的生活條件,睡眠就成為值得一起追查的共同環節。[2] [3]
Lin 等人於 2025 年提出「睡眠干擾引發的性腺功能低下(sleep-induced hypogonadism)」假說:睡眠反覆中斷,可能影響腦部到睪丸的荷爾蒙調控,進而影響身體自己分泌的睪固酮。[2]
我們把這個框架延伸到世代差異:如果現代生活讓男性從更年輕時,就長期處於活動不足、睡眠不佳與較高發炎負擔的條件下,這些背景是否共同參與了男性荷爾蒙的改變?從白天怎麼活動、每天吃什麼,到晚上能否持續睡眠,便有了可以一起追蹤的研究方向。

小型睡眠片段化實驗已觀察到,夜間睪固酮上升的時序會隨睡眠被打斷而改變。這提供了睡眠與荷爾蒙調控直接連結的線索。[4]
回到自己,該怎麼理解抽血?
人口平均值的改變,不能直接判定自己有睪固酮缺乏。個人評估仍要結合症狀、徵象與適當條件下反覆確認的低值;需要確認時,通常會重複檢測晨間空腹總睪固酮,再進一步查明原因。[5]
結語
這項研究要讓我們看見的,是相近年齡男性的平均睪固酮,會隨年代往後而降低;限定較晚出生的人群分析時,跨世代下降的趨勢也可能更陡。[1]
理解男性荷爾蒙,除了問「現在幾歲」,也值得問「成長與生活在什麼年代」。把這兩個結果說清楚,才有理由進一步追查,哪些生活與環境條件參與了改變。
核心延伸閱讀
[1]
Accelerating Decline in Serum Testosterone across Birth Cohorts: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-Regression Analysis
本文的主要研究。分析不同年代、年齡與出生年份的睪固酮趨勢;圖 2 呈現出生年份模型,表 2 列出年齡分組的跨年代斜率。
DOI:10.5534/wjmh.260136[2]
Sleep-induced hypogonadism: A unifying hypothesis linking BPH, OSA, and low testosterone
提出睡眠干擾、腦部荷爾蒙調控與內源性睪固酮下降的整合假說,作為本文後段的可能機轉背景。
DOI:10.1016/j.mehy.2025.111793[6]
EAU Guidelines on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: Male Hypogonadism
提供晚發性性腺功能低下的總睪固酮判讀門檻,以及症狀、晨間空腹抽血與重複確認的原則。
https://uroweb.org/guidelines/sexual-and-reproductive-health/chapter/male-hypogonadism研究範圍與補充說明
主要研究使用各研究的平均資料,不是追蹤同一人數十年的睪固酮變化。本文年齡表的三個斜率分別為 −3.55、−2.95、−0.72 ng/dL/年,95% 信賴區間依序為 −5.56 至 −1.53、−5.67 至 −0.23、−2.40 至 0.96;「四十年約低 120 ng/dL」由 30–40 歲組的斜率乘以四十(2.95 × 40 = 118)、取概數而來,是幫助閱讀的模型換算,並非另做一項四十年追蹤研究。[1]
出生年份分析的四個範圍互相重疊,並非四組互不重疊的出生世代;1975 年起的斜率估計為 −3.73 ng/dL/出生年,95% 信賴區間為 −31.86 至 33.76。研究間異質性很高,抽血時間、檢驗方法、地區組成,以及年齡、生活年代與出生年份的糾纏,都影響解讀。原文正文與表 2 的部分起訖濃度及百分比呈現亦不一致,因此本文採兩處一致的斜率說明結果,未重製起訖濃度或百分比曲線。[1]
BMI 低於 25 是原研究的分組界線,不能直接視為台灣的肥胖診斷標準;BMI 也不能完整描述內臟脂肪與肌肉量。睡眠路徑是本文的整合假說,其對世代差異的貢獻仍待研究;運動分析的對象是睡眠障礙成人,不能反推每個活動不足的人都會低睪固酮。[1] [2] [3]
工作型態與飲食年代變化的資料來自美國,超加工食品與發炎研究則為澳洲成人的橫斷面分析;它們沒有直接測試完整的「久坐/飲食—睡眠/發炎—睪固酮—世代差異」因果鏈。本文以「如果更早出現」描述夜尿或睡眠呼吸中止的研究情境,未將年輕族群存在病例或診斷增加,改寫為攝護腺肥大與睡眠呼吸中止均已證實提早發病。睡眠片段化實驗的平均睪固酮與曲線下面積並未降低,主要發現為夜間節律改變。[2] [3] [4] [7] [8] [9]
封面為生成式 AI 情境插畫;人物的疲倦表情用來呈現生活情境,不是研究受試者或荷爾蒙檢驗結果。本文作者參與第 [2] 篇假說文章。
本文提供一般醫學與健康教育資訊,不能取代醫師依個別病史、檢查結果及實際狀況所做的診斷與治療建議。
展開全部 9 篇參考文獻
- [1] Negri F, Jiang T, Langroudi AP, et al. Accelerating Decline in Serum Testosterone across Birth Cohorts: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-Regression Analysis. The World Journal of Men's Health. 2026;44:e82.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8, 2026. doi:10.5534/wjmh.260136
- [2] Lin YH, Lin PT, Lin KJ, et al. Sleep-induced hypogonadism: A unifying hypothesis linking BPH, OSA, and low testosterone. Medical Hypotheses. 2025;205:111793. doi:10.1016/j.mehy.2025.111793
- [3] Wang P, Chen Y, Zhang A, Xie C, Wang K. Comparative efficacy of exercise modalities on sleep architecture in adults with sleep disorders: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network meta-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. Sleep Medicine. 2025;134:106680. doi:10.1016/j.sleep.2025.106680
- [4] Luboshitzky R, Zabari Z, Shen-Orr Z, Herer P, Lavie P. Disruption of the nocturnal testosterone rhythm by sleep fragmentation in normal men. The Journal of Clinical Endocrinology & Metabolism. 2001;86(3):1134–1139. doi:10.1210/jcem.86.3.7296
- [5] Endocrine Society. Testosterone Therapy for Hypogonadism Guideline Resources. 2018. https://www.endocrine.org/clinical-practice-guidelines/testosterone-therapy
- [6]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Urology. EAU Guidelines on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: Male Hypogonadism. 2026. https://uroweb.org/guidelines/sexual-and-reproductive-health/chapter/male-hypogonadism
- [7] Church TS, Thomas DM, Tudor-Locke C, et al. Trends over 5 Decades in U.S. Occupation-Related Physical Activity and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Obesity. PLoS One. 2011;6(5):e19657. doi:10.1371/journal.pone.0019657
- [8] Juul F, Parekh N, Martinez-Steele E, Monteiro CA, Chang VW. Ultra-processed food consumption among US adults from 2001 to 2018.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. 2022;115(1):211–221. doi:10.1093/ajcn/nqab305
- [9] Lane MM, Lotfaliany M, Forbes M, et al. Higher Ultra-Processed Food Consumption Is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High-Sensitivity C-Reactive Protein Concentration in Adults: Cross-Sectional Results from the Melbourne Collaborative Cohort Study. Nutrients. 2022;14(16):3309. doi:10.3390/nu14163309
